作者：华民/江洋 主题类号：D2/中国共产党 【 文献号 】1-1215
【原文出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原刊期号】200102
【原刊页号】5～14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共产党
【复印期号】200108
【 标 题 】对“三个代表”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 作 者 】华民/江洋
【作者简介】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洋，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摘 要 题】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又向中国提出了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新课题。面对来自于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冲突，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从而为中国意识形态的转型指明了方向。“三个代表”思想的核心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在于发展经济与共同富裕，为此就必须为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制度前提和文化更新。这就是“三个代表”思想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关 键 词】三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根本利益
【 正 文 】
一、“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又向中国提出了由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型的新课题。发生在经济基础层面上的这些重大变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书中曾经精辟地指出（马克思，1859），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或迟或早总是要发生相应变化的，否则，就会因为经济基础与政治等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不能正常地运作。
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经济基础的变化几乎都会引起社会意识形态的巨大变更与转型；或者是先有意识形态的革命，然后推进社会经济基础的飞速发展。例如，发生在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欧洲宗教改革，从意识形态上为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缺乏秩序与道德规范而只能以较低的效率运行的时候，一场遍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领域的思想启蒙运动便在欧洲各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到大卫·李嘉图的《赋税论》，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再加上洛克的《论政府》与《论自由》等，成功地构建了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与道德规范，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而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当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导致了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时，从马克思直到各种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学派，站在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进行了批判。这种来自于学术理性的批判导致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又一次转型，福利国家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德国首相俾斯麦在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率先推出了社会保障制度，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了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从而产生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自由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这一经济制度模式在学术界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希克，1982）。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但是均因为缺少意识形态的转型与支持而未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自汉王朝独尊儒学以后，学术自由不复存在，意识形态的创新基本被封杀，这就使得意识形态的转型变得极为困难。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是礼治，而礼治所强调的是等级制的治理结构。这种结构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对现有秩序可能带来威胁的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因此，当中国的能人巧匠完成了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之后，居然没有获得社会的支持而转换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莱斯特·瑟罗，1996）。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中国，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与结果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传统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儒教文化源远流长；结果
|
|
|